关于“普洱茶”最早的贸易时间，由于年代久远，从史籍中已无法进行确切的考证。据清乾隆时檀萃所著《滇海虞衡志》说：“普茶名重于天下，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。出普洱所属六茶山，一曰攸乐，二曰革登，三曰倚邦，四曰莽枝，五曰蛮专，六曰慢撒，周八百里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。茶客收买运于各处。普茶不知显于何时，宋自南渡后于桂林之静江军以茶易西蕃之马，是谓滇南无茶也。．．．．．．普洱古属银生府，则西蕃之用普茶，已自唐时。宋人不知，犹于桂林以茶易马，宜滇马之不出也。”根据这一说法，可知唐代普洱茶已经行销到西藏。

    另据当代普洱县一些文史工作者的考证，唐贞元十年（公元794年），南诏政权于六大茶山所在地易武一带设置“利润城”，从茶叶贸易中获取利润。到了唐乾符六年（879年），南诏政权又在六大茶山至大理的途中设置睑治，取名“步日睑”。澜沧江内大片地方为其辖地，包括江内的利润城及六大茶山。当时，外界已对“普洱茶”有着大量的需求，特别是居住在藏区的民众。由于“普洱茶”所具有的优异品质和适应了以肉类与乳制品为食的藏民的生活习俗，藏民们不惜翻越雪山，漂流金沙江，跋涉丛林，行程数千里，以藏区的马匹、乳制品、藏药等换取普洱茶。普洱茶使藏民日常所需的酥油茶更具风味。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条经步日、下关、丽江而至西藏，靠人背马驮“以马易茶”的“茶马古道”。这条“茶马古道”沿走至20世纪50年代初，此后随着公路的出现而消失。至今，普洱县还有一些老人称呼这条路线为“后路”。  

    宋代，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“步日睑”改为“步日部”。此时宋国与北方的金国连年征战不止，急需战马，大理政权便在“步日部”开设“茶马市场”，以当地的茶叶换取西藏马匹，再将马匹转与宋，以换取其锦缎与珠玩饰品。茶叶的种植随之扩大。

    到了元代，蒙古军队占领了云南，将“步日”改为“普日”，普洱茶已成为边疆各族民间交换的主要商品。元代中期，普洱茶随同以食肉、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人进入俄国。

    明朝洪武十六年（1383年），“普日”改称为“普耳”。万历年间，“普耳”又正式改为“普洱”，明朝廷还在其地设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贸易。

    清顺治十六年（1619年），吴三桂平定云南，将普洱、思茅、普藤、茶山、猛养、猛暖、猛棒、猛葛、整歇、猛万、上猛乌、下猛乌、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，统归元江府管辖。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和销路较好，据《思茅县志》载：“顺治十八年（1621年），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，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”。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，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，达“数十万”之众，因而不断出现事端。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设普洱府后，即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、加工制作及销售，并将原思茅城内私营茶商一律赶走，不得经营茶叶生意。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，实行“茶引”购茶，茶商复入茶山作茶，主要茶品种为园饼茶，又称为“园宝茶”，因七饼为一筒出售，又称“七子饼茶”或“七子园”茶。茶山大量供思茅用茶外，所生产的“园宝茶”经易武销至缅甸、泰国、香港，再转南洋及至欧洲、美洲，进入国际茶叶市场。乾隆年间，清廷对普洱府茶业情况进行调查后，将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，年解贡茶660担，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。康雍乾期间，清政府还在普洱一带开采铜矿和盐矿，这对当地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，商贾旅人聚集，也带动了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。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“花茶市”，南北商人来往如织，城内摊点遍布，店铺林立，城外帐篷如云。马帮出入，土特产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换日益发展，饮食业和人马旅店应运而生。普洱天天为街，日日为市，甚至还出现了夜市市场，成为滇南商业活动中心。磨黑、石膏井、勐先、满磨街等集市亦随之形成，并日益兴隆，据清道光《普洱府志 》记载，出现了“蛮民杂居，以茶为市．．．．．．衣食仰给茶山．．．．．．夷汉杂居，男女交易，士农乐业，盐茶通商”的繁荣景象。道光年间，普洱一带的商业达到了鼎盛，且有行商、坐商和货郎之分。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，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，茶山年产茶增至十万担，运量随之增大，遂由茶商、士绅出钱，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，全长211公里，全为青石板铺成，避免了道路的泥泞。

    明清两代，在“茶马古道”之外，还以普洱为中心，向外辐射出四条“茶马大道”。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“官马大道”，历史上的普洱贡茶经此道运往昆明，然后转运京城。从长江下游而来的客商，以及滇中、滇东地区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员到普洱，均走此道。二是由普洱至澜沧的“旱季茶马大道”，自普洱起运茶叶，经思茅糯扎至澜沧县，再至勐连县而后到达缅甸。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莱州的“茶马大道”，由普洱起运茶叶，经江城县至越南莱州，然后转运至欧洲。四是普洱至打洛的“茶马大道”，此系“官马大道”的延伸，自普洱经思茅、车里、佛海至打洛，然后到达缅甸的景栋。在今天的普洱县境内，还保留有三处较为完整的“茶马大道”的遗址，见证着普洱茶贸易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。

    同治年间，普洱各地因遭受“白旗下坝”五年争战，茶市不兴，各地茶商渐撤，茶园荒芜，茶业一度衰落。清末，普洱的茶业渐渐衰落。光绪年间，茶市又复活跃，私商恢复，宁洱县城有秦晋、两广、四川、江西、两湖及玉溪、建水、石屏、盱江、通河等会馆十余处，商号180余家，其中较大商号有“协太昌、同心昌、荣和昌”等20余家，这些商号多数经营并加工茶叶。在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、芽茶、小满茶、紧团茶、改造茶、金月天等品牌，外型为团饼、方砖、牛心和人头团茶等。思茅厅内，设有茶叶总店，除专制“八色贡茶”外，还加工各种紧团茶、园饼茶和毛尖茶。民间专业加工销售茶叶的较大商号有“恒和园”、“裕泰丰”、“雷永丰”等10余家，生产园饼、方砖、紧团茶和双喜牌茶。较大商号有“鼎光恒”、“同仁利”、“裕泰丰”、“信仁和”、“广益祥”等数家。汉族商人、地主还以客户身份进入易武产茶区，利用“夷民难以撑持门户”的时机，典进茶林，在易武、勐海开设茶庄，收购茶叶。

    辛亥革命以后，汉族商人在西双版纳一带，特别是在勐海从事制茶的商号如雨后春笋，相继开业，傣族商人也建立起自己的茶庄。民国二年（1923年），普洱府撤销。民国三年（1924年），将迤南道（驻普洱）改为普洱道，辖宁洱、思茅、墨江、元江、新平、景东、镇沅、景谷、澜沧、缅宁10个县及普思沿边行政区（车里）。民国八年（1919年），思茅县城流行鼠疫、疟疾，茶商渐撤，思茅茶业长期停顿，茶商转入易武，故易武茶业又一度兴旺，延至民国26年（1937年）。此后因法国重新封锁老、越边界，南下茶路堵塞，茶商关门，易武茶业走向萧条。

    抗战时期（1937--1945），外省人大量进入普洱，不少人从事商业，普洱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。商旅路线主要为南、北两途。北路即由普洱直往昆明，主要输出茶叶、食盐、地产中草药材，输入布匹、香烟、瓶酒、罐头及其它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等，称为“省货”；南路由普洱输出食盐、银饰等，经思茅、车里至佛海，销售后又转运茶叶至缅甸，输入象牙、煤油、洋靛、棉花、棉纱、布匹、西药、鹿茸、虎骨及杂货等，称为“坝子货”。此外，另有西北路经景谷、镇沅、景东等“后路地”至大理乃至西藏，输出茶叶、棉花等，输入菜油、白糖、冰糖、面粉、乳扇、核桃、干柿饼等，称为“后路货”；东北路由普洱经墨江、元江至石屏，输出食盐，输入豆腐皮、豆腐干、松子等，称为“石屏货”；东南路经江城出越南莱州至海防，输出紫胶、樟脑（冰片）、茶叶等，输入工业品、生猪、牛、粮食；西南路经思茅、六顺至澜沧，输出食盐、土布、银饰、黄烟，输入棉花等。此时的普洱茶不仅行销国内四川、西藏、湖南、湖北等省区，而且远销港澳、缅甸、越南、泰国、印尼、日本乃至欧洲，尤在日本和西欧享有盛名。普洱成为滇南重镇和商业活动中心。

    抗战初期，佛海的普洱茶也是畅销无阻，国外至缅甸、印度、暹罗、南洋、香港一带，内地则遍及云南、贵州、康藏等地的商业市镇。日军南进时，由于战祸侵袭到佛海一带，国外交通受阻，内地交通不便，因而产销情况大不如前。紧茶主要销往西藏，大部分须经缅甸、印度转道而入。圆茶经缅甸、泰国，以仰光、曼谷两地为集散地，销往南洋、香港，北至土耳其。1942年，日本占领缅甸之后，则销路中断。由于茶叶滞销，茶农苦于无法，遂对茶园不加整枝刈草，任其荒芜。

    五十年代，人民政府曾大力宣传工商业政策，鼓励茶农加工栽培，增产出口，提出“恢复老茶园，开展新茶园”的号召，茶园的种植面积逐渐增加，茶叶产量比抗战后增长了许多，私商也纷纷收购，外销马来亚、香港、仰光等地。但由于总体来看茶价低贱，茶农采摘茶叶不足维持正常生活，且若由内地入藏，耗时久、运费高，因而产量销量都不高。六十年代，也曾号召“大搞茶园建设”，在思茅坝、曼歇坝、景东县文井大街、澜沧县的惠民、勐滨开垦新式茶园。1975年，新建普洱茶厂，先后加工制作的青茶、红茶、花茶、沱茶、特制普洱茶等六大类40多个精致茶叶品种规格，国内国外均有销售。